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形形色色的宗教都流传着一个情节相同的传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洪水”,这场洪水过后,人们创造的文明被荡涤一空,现在的文明是在洪水之后重新开始的。

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许多那次大洪水的直接和间接证据,也从各个角度证明了年——年前间确实发生过这场“史前灾难”。这场洪水后开始的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了世界各国真正意义上历史的开始。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赤峰地区文明自出现也没有超过年的时间,在“大洪水”后,赤峰地区的人类历史也才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那么赤峰地区是否也发生过“大洪水”?在那个“水浩洋而不息”的时代,赤峰的古气候是个什么样子?一万年来赤峰的气候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类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就让我们从一万年前开始吧!

披毛犀的乐园

在一万年以前到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地球上经历了一次大型的冰川活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纪冰川。而赤峰地区在漫长的时间内大地上覆盖着厚达上千米的巨大冰层。到了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冰川慢慢退去,不管其他地区的大洪水是不是和冰川的融化相关,但这时的赤峰地区开始形成了冰川后茫茫的草原,阴冷、潮湿,巨型的动物猛犸象和披毛犀成了这里的主人。

第四纪冰川

据记载,披毛犀最后灭亡的时间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当年在前苏联西伯利亚的寒冷冻土中甚至还出土了可以食用的整体披毛犀。现在欧洲依然保存着完整的披毛犀躯体。这两种巨大的动物披着厚厚的毛,在毛中间还长满了保暖性极强的绒,这种为了抗御严寒而生长的绒毛也成为了它们灭绝的重要原因。由于天气变暖,厚厚的绒毛让披毛犀和猛犸象只能跟着寒冷的脚步北移。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内,赤峰地区多次发现了披毛犀和猛犸象化石,但赤峰地区考古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年前这里已经不适应披毛犀和猛犸象的生存,至少在这时,披毛犀、猛犸象已经在赤峰灭绝。

冰河时期动物想象图

这些大型食草动物的存在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多年到一万多年以前,赤峰地区大地上生长着可以填饱披毛犀和猛犸象硕大无比肚子的足够植物,冰川刚刚过去,乍暖还寒的气候也非常适于它们身上保暖性能良好的绒毛。然而以后数百年的气候开始变得越来越暖和,越来越湿润,暖湿的天气特点孕育了人类的农业文明,也宣布了第四纪冰川的最后遗民不得不从这里退出历史舞台。

大自然的眷顾

我们有充分的考古证据证明,在距今年左右一直到大约年前赤峰地区的气候虽然有过小的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使这里生活的人们过上了风调雨顺的日子。这时的古气候照顾着在这里生活的先人们,使他们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古文明。

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年前赤峰地区地面的植被状况,但也许是大自然在变迁中的一点疏漏,在赤峰附近地区留下了那时气候状况的活标本。在与我们相邻的通辽市有着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大青沟。这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好地保存了古代残遗的森林植物群落,总面积12.5万亩。大青沟在蒙语中被称为“冲胡勒”,是内蒙古著名的珍贵阔叶林自然保护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绿色深谷。这座沙地植物园,沟内却是泉水叮咚,满目青翠,植物种属多种多样。初步调查,大青沟有长白区系、内蒙和华北区系的木本植物种,草本植物种,其中药材植物多种。这些植物排列有序,随着由沟底至沟上气候条件的变化,依次构成三层植物群落。沟底的冲积滩和沟壁的下坡是水曲柳群丛:以水曲柳、椿树居多,黄菠萝、朝鲜柳相杂,山葡萄、南蛇藤杂生缠绕。坡中是蒙古栎群丛:蒙古栎、蒙桑成荫,山杏、紫椴穿插,山丁子、花盖梨伴生。坡上及沟沿是大果榆丛:大果榆为主,色木槭点缀,每到深秋,槭叶尽红,榆叶转黄,黄红相间,景色艳丽。如果把三层植物群落按乔、灌、草划分,由上及下又可清晰地辨别出乔五、灌三、草四等12层植物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要翻过燕山山脉到津京地区才可以看到的植物种。按照现在的纬度划分,在一段时间内这里的气候特点起码要和目前向地理位置南移5度左右的地区大致相当。

大青沟

在那样的环境中,年前赤峰地区开始出现了兴隆洼文化特点的有着浓厚农业色彩的古文明。在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的兴隆洼址出土的遗物,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先民,其生产方式除了农业外,并存着渔、狩猎业和采集野生果实等生产方式。这些发现,对于考察内蒙古东部的古代自然植被的变化情况,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当时刚刚启蒙的农业耕作中,没有大自然的眷顾,形成这样规模的农业生产是难以想象的。

失踪前的农业

当中原地区由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而进入青铜时代的时候,赤峰地区的先民们也已开始使用青铜器。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发掘出的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分辨出一种具有明显特征的青铜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它的年代不晚于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属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此时的赤峰地区仍然持续着农业文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饲养牛、马、猪、狗等家畜。居址多位于沿河两岸的高地上。较大的聚落周围有石砌或夯土筑成的城墙及壕沟,聚落内的房屋从数十至百余座不等。居室有半地穴式的,也有土坯、石块垒砌成的地面房。住在高高的山坡上,依然显示着这里湿润的气候特点。洪水、潮湿,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既靠河边又尽量避低洼的地方。据敖汉旗的调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数比红山文化要多五倍。

兴隆洼文化

在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该文化中、晚期所取土样做的孢粉分析,可认为当时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区域是属于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景观,反映气候温暖较湿。但随之而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有了明显的草原文化特点,有关专家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导致了西辽河流域的沙质荒漠化,这可能是使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衰退后文化遗址十分稀少的原因。和即将到来的草原文化相比,同是青铜文化的夏家店两种文化类型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断层。那么这种断层出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开垦或气候的突变吗?

草原上的东胡人

说起东胡人不能不说到赤峰地区的一个标志性自然景观——达里诺尔。

达里诺尔湖周长百余公里,呈海马状,为封闭式苏达型半咸水湖,达里诺尔湖属高原内陆湖,湖水无外泄。总储水量达16亿立方米,水深10——13米,最大水深13米,面积平方公里,达里诺尔湖还有岗更诺尔和多伦诺尔两个姊妹湖,亮子河、贡格尔河、沙里河将三个湖泊穿在一起,形成高原湖区。然而历史上的达里诺尔却远远不是这样的。据有关专家考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达里诺尔是一个比现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大淡水湖还要大得多的超级达里诺尔。那时候砧子山仅仅是超级达里诺尔的一个湖心岛而已。从湖边山上留下的古水位线看,在水最深的时候达里诺尔的水平面应该比现在高出多米。在达里诺尔附近那样一个相对平坦的地貌上,多米的水位将使古达里诺尔的面积远远超过现在。

东胡人就是居住在达里诺尔东面的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而这个“大泽”,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就是比现在大得多的达里诺尔。《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晋公文初立,欲修霸业……内迎周襄王,居于雒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些记载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表明:至少在年前,赤峰地区广阔的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马背上的民族,过着游牧的生活。同时也就证明了,那时候,哺育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片山山水水,在气候条件的变化过程中已经不再适应原始农业那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炊烟袅袅,温馨的农耕文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马背民族慷慨悲歌的呐喊。

砧子山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和相关部门在赤峰夏家店遗址发掘时,综合分析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植物的孢粉特征,似乎反映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气候较湿,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气候就变得干燥了许多,因此土地湿润的改变使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成为一种必然。

草原气候属于沙漠气候和湿润气候之间的过渡性气候。其特征是降雨量偏少,以夏季阵性降雨为主,气候干燥,高大的树木无法生长。草原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短促,气温不很高。但全年的日照时间较长,拥有较好的热量条件,适于牧草的生长。草原气候的出现也宣告了草原游牧民族作为草原上的天之骄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夏家店上层文化这种半农半牧的定居文化类型消失之后,游牧民族就很少给我们留下实物作为他们“到此一游”的证据,我们只能从历史典籍中来查找他们的生活状态了。

今天的达里诺尔(图中深蓝色)只占据了这座巨型湖盆很浅的一部分。它只是曾经的“”超级达里诺尔遗留的残迹。

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中,有人认为东胡人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南迁后留下的人口为了适应新的气候条件而形成的新的民族。相对而言,这些观点中,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较为可信。殷商部落以玄鸟为图腾,最初居住在燕山以北的蕃和砥石地区。蕃和砥石,就是老哈河、西拉沐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殷商部落从史料记载的第一位首领开始,一共经历了14代首领,期间迁徙了8次,到建立商朝的汤在位时,殷商部落定居在了今天的河南安阳。这之间的8次迁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很有可能在殷商部落决定迁徙的时候,有一部分成员并没有离开。进入中原的殷商部落迅速被农耕文明同化,而留在故土的殷商遗民却开始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中原人再次遇见这些殷商遗民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是殷商血脉,以为他们和匈奴、山戎等民族一样,是蛮族。匈奴当时自称为胡,东胡族因为居住在匈奴民族的东方,因此就被称之为东胡。《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个能骑善射的控弦之士计算,东胡强盛时的人口达到70万左右。

公元前年前后秦开率军击败东胡。东胡人被迫退回了草原。公元前年(汉高祖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遂兴兵伐东胡。东胡人不备,大败,东胡国就此灭亡,分出乌桓、鲜卑两支。

荒漠中的匈奴人

打败东胡人后,匈奴人成为了草原的主人,也延续了已经流传久远的草原文化。从公元初年开始,到中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寒冷期。伴随着气候的变冷,更加干旱的北方草原很多地方出现了荒漠化。除了草原上的生活用品之外,同样需要大量其他物资的游牧民族不断向南侵袭,于是,上演了东西汉与匈奴之间数百年的战争。气候进入寒冷期,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战争就会不断。

西汉时期全图

消灭东胡之后,冒顿单于又率大军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匈奴人迅速统一了蒙古草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他们入侵山西,围攻太原。汉高祖刘邦从未见识过匈奴人的厉害,不知深浅地率领大军赶去救援,反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上,七天七夜不得脱险。后来,多亏陈平献上计策,刘邦派人贿赂匈奴阏氏,声称如果匈奴再不退兵,汉朝就要将公主嫁给冒顿为妻。匈奴阏氏(冒顿妻)怕汉朝真的嫁公主过来,动摇自己的地位,力劝冒顿退兵,刘邦这才从白登之围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在和匈奴的议和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为妻”。“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

浑善达克沙地

随着西汉的“文景之治”,强大起来的汉政权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试图消除北方的安全隐患。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为安定北疆发动了长达10年的汉匈战争,小战数十次,大战十余次,辽西、右北平(今朝阳、赤峰)一线战事尤为激烈,今宁城南部山区是当时重要的战场。汉先后出兵百余万击匈奴,匈奴伤亡近30万众。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5万骑,出右北平,击破匈奴左地。西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再度南下,修筑了东起辽宁丹东西止甘肃以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万里长城”。今赤峰地区正扼汉长城中段,在喀喇沁、宁城南部山区,烽火台密布,遥遥相望,城堡坚森,在赤峰境内汉长城约公里。

松漠都督府

经过了多年的寒冷期,中国的气候又迎来了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草原上的植被也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透过历史事件,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内赤峰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带来的种种变化。

松漠都督府

连年战乱和气候的不利条件过去后,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北方游牧民族又出现了重新聚集强大力量的时机。原为鲜卑部种,曾长期与宇文、库莫奚部杂处游牧的契丹族由于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部族日众,于公元年从鲜卑部族分离独立,自号“契丹”。其地在库莫奚以东、和龙以北数百里(今西拉沐沦河下游南部)。这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契丹将自立于民族之林。东晋隆安四年(公元年)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沐沦河)、土河(今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由原来的青牛、白马两个部落,逐渐发展壮大为八部落,今翁牛特旗东部海尔金山(辽称木叶山)为其发祥地。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年)唐在契丹地设松漠都督府(故址在今林西县双井店乡樱桃沟),以契丹大贺氏酋长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在奚地设饶乐都督府(故址在今宁城县大明镇),以奚可度为右领军将军兼饶乐都督。从松漠都护府的称呼不难看出,当时的赤峰地区遍布着两种自然植被,一种是现在仍然在一些山区可以看到的大片松林,另一种,就是草原、荒漠交替的无尽大漠。

翁牛特旗松树山

松树作为自然界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它的出现,已经宣告这里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再适宜阔叶林的生存。它高大的枝干遮盖了地面的阳光,影响了地面植被的生长,使地面的土地一步步走向贫瘠,它的大面积出现似乎在预示着,赤峰,这片土地又将面临着一次新的变化,新的考验。

大辽王朝的失踪

公元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北宋神宗熙宁七年,一队宋国使臣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由于雄踞塞北,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辽王朝再次提出了领土要求,宋神宗不得不派去使者。后来沈括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但是对赤峰人来说沈括使辽的另一个结果也同样十分重要。当时宋王朝有个很好的规定,就是出使异国的人,要写一篇沿途见闻似的文章,描绘此行。于是,沈括写下了客观描绘当时大辽王朝中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赤峰地区山川风物的《熙宁使虏图抄》。这对于我们了解辽代的地理、历史、气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西拉沐沦

沈括在他的《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了当时赤峰一带的气候特点:“地宜畜牧,畜宜牛马羊,草宜荔梃耳。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陨霜,三月释冻。”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是赤峰南部和河北交界地区的景象,四月开始种庄稼,七月会有霜冻,到了来年三月地面的冰才会化开。

来到赤峰北部的西拉沐沦河畔沈括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河广数百步,今其流广度数丈而已。俯中顿,有潭,潭南沙涸,潭北流,广四丈。狄人言此大河之别流,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据此已数千里,千里之水不应如是之微。凡雨暴至辄涨溢,不终日而复涸,此起源不远,势可见也”。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沈括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千年前的西拉沐沦河,而且也判断了当地人对这条塞外河流的错误理解。沈括笔下的西拉沐沦和我们今天来到这条大河边上所看到的景象已经是没有多大区别了。宽宽的河床,细细的水流,岸边布满沙漠,河流穿行于荒漠之中,下雨洪水浩荡,雨停河水细微。

从千里平地松林荒漠遍布,赤峰地区怎么在短短的百年时间,变化如此之大呢?

在中国气候史上唐朝和宋朝初年是一段难得的暖湿时期,这样的一个暖湿时期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把几千年中国的经济文化繁荣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峰。然而,数百年的风调雨顺过去之后,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又一个寒冷干燥期。

辽代地图

就在这样一个干冷期到来的时候,中国北方以“车马为家”契丹族开始了与中原宋王朝的征战。唐天复二年(年)秋,他“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由此拉开了进攻中原,掠夺人口迁徙之策的序幕。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大辽王朝在与中原的战争中不断地攻城略地,同时亦将大量人口迁往塞北。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韩茂莉女士研究,到了辽中期,辽上京附近的农业人口大约在三十四万至三十五万左右。

辽上京地区本属于生态敏感地带,干旱缺雨的气候条件与脆弱的地表植被,即使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长期从事农业开垦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扰动,若将农田开垦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其环境后果就更明显。大规模的移民务农,恰恰与大范围气候变得干冷的趋势叠加在一起,辽王朝的中心地带开始陷入了一场生态危机。

克什克腾石阵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有关方面对西辽河流域进行了碳14测验、花粉分析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距今一千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存在乔木花粉增多,灌木以及草本植物花粉浓度偏高,并有古土壤生成的结论,这时相当于唐末、五代至辽前期。换句话说,唐末、五代至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一段环境温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气温、降水均有升高,植被也显示出种类增多的变化趋势,而土壤形成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辽中期以后气候逐渐转向冷干。冷干气候特征至金代已经比较明显,据《金史·食货志》所载泰和五年(年)由于降温,“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不难得出结论,在气候发生转折的背景下,西辽河流域进入了农业开垦时期,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叠加在自然环境变迁的背景上,加速了环境逆转过程。大量的农业化种植和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恶化也严重地影响了大辽帝国经济、军事实力。年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消失在了历史的战火硝烟中。不过中国的寒冷气候还没有过去,历史上几乎是必然发生的寒冷时期南方农业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仍将继续下去。

平地松林的结局

金人大概还没有从对辽,对宋战争胜利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时,又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渐渐地成为了草原的主宰。金泰和四年(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

金界壕

蒙元时期修建的龙泉寺现在依然“藏”在喀喇沁旗锦山镇。寺院东配殿前有高3.2米螭首龟跌石碑一座,为至正元年(年)所立“松州狮子崖龙泉寺住持慈光普济大师然公道行碑”,碑文清晰,记叙“延佑四年安西咸宁张智然大师见此地山明水秀,境物幽深,似于尘世相隔,于是去除瓦砾,剪剔荆榛。不数年间,山门佛殿,克日落成”。虽然整个蒙元时期全国的气候走势依然是在延续着寒冷干燥的特点,但是,见此描绘,我们不难想见当年赤峰南部的自然景象。深山古寺的幽静,山坡上绿树成荫,山坡下泉水叮咚,好一幅美丽的图画。现立于龙泉寺旁的古松也好像在给我们讲述它所看到过的变迁。

喀喇沁旗王爷府镇虽然是清代的建筑,不过院落中的松树却让人眼前一亮,据王府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介绍,这里的松树最起码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4年,位于王府大殿前的两棵古树中的龙树寿终正寝,如今仅剩下一株凤树面对着来来往往的游客。这些古树最起码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里也曾经是非常适宜松树生长的地方,即使是从其他地方移来,按照当时的条件,这些松树的故乡也不会太遥远。

喀喇沁旗灵悦寺

在赤峰市翁牛特旗,有一个国内越野爱好者十分向往的地方——松树山。原先的松树山森林繁茂,野生动物很多,虎狼成群,曾是辽代皇帝的猎场。根据赤峰文物部门和林业部门的考察,这里应该是宋辽时期“平地松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松树山在一片沙海中保存着珍贵的绿色,这片松林周围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散落的松树,和“千里松林”的描述相比较很难再看到当年的壮观。

那么“平地松林”是如何消失的呢?

除了自然条件的变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些答案。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年)乌兰哈达(今红山区)街区已初具规模。由于清初“招垦”及雍正初年“借地养民”,汉人大量涌入,乌兰哈达成为塞外农商各界辐辏之地,“九街三市”渐而形成。

光绪二十八年,作为“新政”内容之一,清廷正式宣布解除禁令,准许蒙旗在官局主持下出荒,安置难民,鼓励汉民到蒙古地区开荒种地,以达“移民实边”的目的,从此掀起了大规模“官放蒙荒,民括耕种”的高潮,蒙地开发遂进入新阶段。

年“大跃进”兴起。在中原内地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受此影响,内蒙古提出了“要实现饲料、粮食、蔬菜的自给,就必须开荒种地”。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特别强调粮食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出现了边界冲突(珍宝岛事件)和领土争端,边界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粮食成为重要的战备物资。为了“深挖洞,广积粮”,年的草原垦荒,到此时更加广泛了。

摘选自汤雷《万年风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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